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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上海两会，聆听复旦人的声音
2021.02.27
2021上海“两会”今日顺利闭幕。围绕今年上海市两会热点，小编为你整理了部分复旦代表们的声音，一起来看看吧！
人大代表（注：按姓氏拼音首字母先后排序）
焦扬：上海应降低这些人个人所得税，超15％部分予以免征
近年来，上海出台一系列人才新政，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效应明显。“随着高层次人才的集中涌入，他们对于境内外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比较感受较为直观；对于出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呼声较高。”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表示，高企的房价和相对较高的税负两相叠加，不利于吸引青年人才、成长期人才择业落户，也不利于稳定顶尖人才，降低了上海的聚才吸引力和留才竞争力，消减了上海的综合优势。
据了解，我国香港地区个人所得税最高累进税率为15%；新加坡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为20000新币，最高累进税率为22%；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37%，同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减免项目和抵税规则。
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也出台了相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等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均予以免征，或通过地方财政全额补贴。上海则于2020年8月出台了《关于新时代上海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大重点产业人才奖励力度，研究实施境外人才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先行先试，境外人才15％个税政策已通过地方财政补贴实际落地。
“优化税收环境，加快争取落地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制度和环境，既是新时代上海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的题中之义，也是加速上海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焦扬说。
她建议，一是将高端紧缺人才税负差额补贴纳入向国家争取的政策清单。参照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加快向国家争取在沪工作的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于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或财政补贴。
二是争取更广的政策覆盖面，从境外人才先行，逐步推广至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的国内高层次人才；在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基础上，将张江国际科学城等也纳入税收优惠政策试点。
三是健全高端人才认定办法。按照清单式管理办法，明确享受优惠政策的高端紧缺人才目录，确保优惠政策与上海建设发展实际需求相吻合，充分发挥税收对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
焦扬表示，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落地将有效降低高层次人才实际税负水平，进一步增强上海对境内外高端人才的吸引力集聚力。
季昕华：推出更多“长者版”APP，让老年人便捷享受数字生活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更多的非接触式场景得到应用，但也加剧了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不适感”。上海市人大代表、优刻得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季昕华提出，通过政策引导，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技术应用。
据统计，我国网民规模已超9亿人，但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仅为6000万人。老年人群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社会面重视不够。“随申办”这样的政府应用已经推出“长者版”，但很多跟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应用鲜有“长者版”，老年人难以享受消费互联网的便捷。
二是老年人网络安全观念薄弱。在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一些老年人容易泄露个人、家庭隐私信息，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更有不法分子专门利用老年人安全观念薄弱、应用水平不够等问题进行网络诈骗、诱导消费。
三是缺少便捷的智能终端。许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行为都与智能手机绑定，但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存在购买力偏低、普及程度不高、操作不便等问题。在如公园、医院、超市等公共场所，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有着许多不便，场所也缺乏便捷智能终端解决这一现象。
季昕华代表建议，一是对衣食住行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鼓励开发者根据老年人使用习惯推出相应的“长者版”APP；二是对老年人应用开发提供一定的资金补贴，扶持更多的互联网企业面向老年人开发新闻信息类、社交类、休闲娱乐类的APP，提升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体验；三是鼓励开发与老年人生活相关的应用，倡导智慧养老；四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加大操作便捷的智能终端普及力度，使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也可享受数字化的便捷，如在公共场合安装智能防疫一体机设备，老年人通过刷身份证，即可完成测温、消毒、健康码查询显示等操作。
季昕华代表还建议，采取切实措施保障老年人网络信息安全。面向老年人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培训基本防护策略。加强老年人对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虚假宣传的教育培训，提升老年人对虚假信息的甄别能力。
此外，按照优化传统服务与创新数字服务并行的原则，制定和完善老年人在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方面的服务保障措施，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的基本服务需求和服务体验。
钱菊英：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匹配
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让人们认识到了加强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市人大代表钱菊英说：“上海是人口密度非常大的超大型城市。2020年4月8日，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公共卫生建设的主要任务和主要举措。举措的落实，一定会让上海这座城市公共卫生水平和能级进一步提升，让上海成为人民放心的安全城市。”为此，她建议：
一、在措施落实过程中，要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匹配，从医学院校公共卫生专业的护士开始做起，也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能够让这些专业人才留在疾控中心等公共卫生安全部门。
二、建设传染病检测哨点。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发热门诊，也要重视包括消化道的传染病等的建设，要加强对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培训和督导，不能忘了郊区。郊区相对来说医疗卫生水平比较薄弱，成为监测网络中一个盲点。这次国内其他地方的疫情反复过程中还是有教训的，农村地区疫情传播影响很大。
三、加强科学研究能力的建设，包括新的病原体筛查鉴别。可以看到这次病毒感染只有把病毒鉴别清楚了，才能进行检测。这次新冠肺炎病毒鉴定当中，包括本市在内的科学家们的基础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加强新药包括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建设。上海有非常好的基础，未来的工作当中，我看市政府已经把生物医药列为非常重要的产业，国家器械和药物审批长三角分中心也已经落户上海。从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苗研发过程中主体市场来看，只有具备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才能掌握病毒的构成。
最后一点，现在很重视公共卫生当中的一些传染病，但是除了急性传染病，也要注意慢病防治能力的建设。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肿瘤等等，也是严重影响老百姓健康的主要的疾病，而且这些疾病很多都是可以通过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来降低发病率。这些预防措施也应该成为城市公共卫生系统建设当中的重要内容。
“不管它是‘新冠’病毒，还是‘老冠’病毒，要能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限定在安全范围内，做到很好的控制。”今天下午，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推动健康上海建设”专题审议会上，张文宏代表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审议发言——由于奋斗在战“役”一线，他进行了远程审议。
“公共卫生现在来看，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十年二十年，乃至一个时代的事情，”张文宏说，病原体从来没有离我们而去。
疫情到今天，如何应对？是所有人都待在家里？工厂停工？还是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谁可以把病毒限制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张文宏表示，应对的关键在于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实际上，要做好这些，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经验，这些经验要在整个公卫体系落到实处，要有一支很好的公共卫生队伍。”
张文宏在疫情中所处的位置特殊：既是临床组的组长，又是防控的专家，充分了解了这两个队伍的重要性。2002年SARS之后，上海从原来的防疫站升级到疾病公共卫生中心。“但是从这次疫情看出来，临床队伍仍然非常薄弱，一旦疫情进入常态化，三级医院薄弱的感染病学科没有能力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持久战，”张文宏建议要建设一个常备的完善的公共卫生队伍，“不能以单位挣了多少钱来衡量这支队伍，我们应该给予这支队伍很好地维护和培训。”
张文宏还建议要促进公共卫生体系的科技含量，“疫情以来，不管是药物还是疫苗，都要求国际上领先，要为常态化抗疫做好准备，上海要建立最安全的公卫体系。”
市人大代表周俭表示，推进健康上海建设，加快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分级诊疗服务和家庭医生的服务质量，着力增强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能力。他建议，上海加快互联网医院发展的步伐。
周俭说：“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大显身手，使得数百万人次本来要到医院的病人或健康咨询者在线上就可满足其健康需求，减少了疫情期间交叉感染的风险，减轻医院和交通的压力，又使老百姓增加安全感获得感。”
同时，他表示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和挑战：
一是医疗机构和政策供给不平衡。二级医院医生资源是互联网诊疗生力军，据估算，线上就诊时间可达到线下两到三倍，但诊疗服务费目前仅等同线下普通门诊，很难平衡多劳多得的原则，这制约了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老年人刚需有待进一步满足。目前网上诊疗以慢病、常见病患者和60岁以上老人较多，但是老年人家中网络宽带配置较低，老年人不会使用，因此建议加快互联网对老年人的政策，形成多元化支付模式的建立。
互联网医疗健康支付方式不仅仅限于医保，可纳入商业保险，一部分项目纳入自费范围，目前医保每次诊疗费用仅仅十万元，建议界定不同的挂号收费标准，这个不同的标准可在部分互联网医院试行。
互联网医疗健康需制定政策向养老机构、老年人家庭及亲友引导推广使用，需大幅度提高老年慢病患者居家就医和养老范围，考虑到老人的接受度，社区的志愿者、社区沙龙多种形式手把手宣教互联网医疗的应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强面向老人的智慧服务与宣教，智慧时代绝不能将长者落下，智慧化健康服务将会大大提高市政府报告中所到的老有颐养的含金量。
三是加快推进互联网医生多点执业力度。不同医疗机构的医生包括主任、副主任医师、甚至院士医生等在互联网医院上多点执业，各家医院允许医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在互联网医院执业，并且纳入绩效考核范围。
上海市政协常委、复星国际联席首席执行官陈启宇建议上海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跨境委托生产”相关机制探索。
提案指出，中国实施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以下称MAH制度）制度，鼓励药物创新研发，同时实现制药生产能力的优化配置，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为制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制度条件。
MAH制度是欧洲、美国、日本等制药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药品监管领域的通行做法，该制度采用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的管理模式，允许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自行生产药品，或者委托其他生产企业生产药品。
其与此前管理制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允许研发机构及科研人员持有药品批准文号，成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并对该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负全面责任。
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于2019年12月1日正式施行之后，MAH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
陈启宇指出，随着全球制药产业链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医药创新和制造持续细化分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制定并实施了药品上市许可人的“跨境委托生产”。
他表示，上海是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探索建立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跨境委托生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陈启宇在提案中建议，上海市充分考虑其生物医药研发能力已有基础，积 极争取向国家局争取试点机会。开展上市许可持有人“跨境委托生产”相关机制探索。
他建议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出台具体政策，可以先试点再推广，先行启动“跨境委托生产”。境内控股境外受托企业资质认证工作，并参照国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相关规范实施监管和检查，符合条件的企业授予可承担跨境委托生产企业资质，待条件成熟后再全面推广并在制度层面加以固定。
他同时建议，对上海本地医药企业集团控股的境外药品生产企业（同时通过欧美日 GMP认证），鼓励其主动参与和申报跨境委托生产企业资质认证试点工作，可以作为上海开展试点工作的第一批对象。
陈启宇认为，应鼓励上海本地生物医药研发企业申报注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时，将在境外购买高临床价值的创新药、复杂制剂及临床急需产品，列入委托生产试点品种范围，并定点委托境外制药企业(通过欧美日GMP认证)开展生产，以满足国内广大患者的临床需求。
1月23日，陈启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对医药产业会有什么积极意义。
他表示，城市数字化体现在医疗大数据的应用上，上海在公立医院、医保、公卫等领域数字化起步较早，数字化实施节奏和应用水平也比较高。上海还有一批医疗人工智能的企业聚焦于数据驱动开发的医疗设备、影像处理乃至包括新药研发临床等。
在此基础上，上海如能在医疗领域地数字基础上，做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做好新药研发，做好新一代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未来建立起一个医疗数字医药开发地大生态城，对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陈乐：建议要更加重视在无形资产管理上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
台盟盟员、市政协委员陈乐代表台盟界别就“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议题积极建言。
陈乐说，IP是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缩写，是一种智慧财产权，中国翻译为知识产权，但是知识产权并不是像它字面上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像固定资产一样形态确定不变的权利，它是通过创意和想法可以转化成各种衍生权利并通过运营转化成为资产负债表上的IA（Intangible Assets)无形资产的权利，是我们经常描述的轻资产。对文化产业的创作者来说，IP是内容是版权；对各行各业的企业来说，IP是品牌是商誉；对投资和资产管理行业来说，IP是重要的无形资产的来源；而专业研究机构来说，IP更多的还是专利、商标、集成电路、植物新品种……
其实IP不仅仅是单独门类的内容，它需要通过运营并长期持续的获得收益，才能转化成有价值的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的管理是对各行业都能产生赋能的载体。迪士尼模式并不在于其拍了多少部电影，而是它把IP内容赋能到了其他产业，持续获得来自各行各业的销售收入分成。
而目前在我国，无形资产评估还没有形成体系，也还没有能跟国际接轨，所以也造成银行贷款时，银行基本主要还是要求固定资产资产担保，无形资产的真正价值还没能实际体现。
陈乐建议要关注知识产权，更应重视在无形资产管理上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把文化、人文经济的赋能转化到各个行业里面去，帮助各行各业在其独特的门类里创造更大经济效益，并产生可以持续发展的中国品牌。
董竞成：重新审视新冠疫情防控 三个“如果”带来的挑战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作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始作俑者――新冠病毒，迄今为止，医学界依然将其定义为一个身处乙类的传染病。”上海市政协委员董竞成表示。
“没错！”董竞成的表述，得到了医卫界委员的认同：COVID-19是乙类传染病，但是我们是当甲类防控，为此所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在传递了一个常识性认知后，董竞成又顺势抛出了三个“如果”，带大家重新审视新冠病毒以及疫情防控的形势：如果人类长时间无法攻克COVID-19，导致其像流感病毒一样，与人类长期共存，人类长期受其困扰，会怎样？“我国正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恢复，才使得新冠疫情在我国总体得到了有效控制。”董竞成说：“而不及时不得力的国家，错失最佳的防控时机，加之病毒的变异，这增加了全球防控风险和压力，也增加了我国后期防控的风险和压力。中国抗击疫情取得的重大胜利及中国方案，对其他国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是我们也要注重对国外诸如严控和适度宽松相结合的精准防控模式等的研究。毕竟，目前我们的防控战略对经济的影响也比较大。”
如果以健康码为代表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掌握的疫情数据，一直处于‘条块分割’的不统一状态，怎么办？“应树立全国一盘棋的理念，抓紧推进‘国字号’健康码的构建，由此健康码反映的数据才能更加真实和精准。”董竞成说：“有‘国字号’的背书，大可具体至区、街道、小区，县、乡、村等，还可明确停留时间，以便精准掌握个人的行踪，达到精准防控的目的，老百姓也更放心。”
如果一直听到教育部门有教育部门对教室、餐厅、宿舍等的消毒要求，交通部门有交通部门对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等的消毒要求，意味着什么？
“虽说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对于消杀病原体而言，还是属于科学层面的事情，公共区域的消毒不宜有‘多个标准’。”董竞成说：“‘多个标准’的结果就会导致‘降低标准’或‘没有标准’。政府应强调公共空间和公共物件消杀标准的普适性、可操作性及对执行标准的监督和检查。”
春节将至，董竞成认为，眼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的返乡政策也各不相同。梳理多地政策发现，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春节返乡，多需要集中隔离并进行核酸检测；低风险地区人员春节返乡，多需要报备且持健康码绿码。这当中的问题甚多，科学性有待提高。总体而言，要做到全国统一性和因地制宜的特殊性的结合，才能让返乡政策执行落实得更好。
沈莹：推广艺术教育进学校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是我国教育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艺术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是对学习者的心灵滋养，而不是单一性的技能化教育，艺术不能够被当作技术，艺术教学也不等同于技术训练，单一乏味的应试练习只会适得其反。
建议学校可以和专业的有一定规模的校外艺术培训机构合作，选取有丰富经验、有可保障师资、有创新能力的专业艺机构，通过购买服务等多元合作方式，为学校搭建切实可用的课程体系，根据学校特色共同开发学生的实践和展示平台，帮助每个孩子发现自己的进步和特点，找到自己的出彩点，脱离单一的流水线教育模式，真正达到提高综合美育能力的目的。
寿伟光：加快做强做优“五型经济”
政协委员寿伟光说，“五型经济”是完善经济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也是进一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新着力点。要瞄准产业链价值链顶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大产业。聚焦上海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重点打造一批专业化、规模化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紧紧围绕“五型经济”、民生改善等重大战略联动发展，抢占高端消费性服务业和专业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高地。
同时，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吸引和培育“五型经济”头部大企业。一边要把上海重点发展产业领域的头部大企业吸引到上海来，一边要加快培育壮大未来有望成为头部企业的“潜力股”，尤其是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内的优质企业。并聚焦全球高端资源要素，建立开放的一体化大市场，包括人才市场、资本市场等。除了体量规模要更大以外，还应该具有辐射力强、区域一体化、对外开放等显著特征，真正实现各类资源要素的高效便捷流通，真正激活市场主体的活力。
杨燕青：把数字货币综合试点用于城市数字化转型等场景
市政协委员、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建议，把长三角作为整体，通过政府力量和长三角的协调，再加上民间和企业力量，建立超大型的新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杨燕青表示：“考虑到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我建议关于数据、算法以及算力在长三角集聚，不集聚没法扩散。”
此外，杨燕青还提及了数字货币。她指出，上海今年是全国第一家综合试点。建议把数字货币综合试点用于城市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城市的场景，一是做预付卡，二是给农民工发工资，三是给环卫志愿者发薪酬，四是做跨境，第五用于治理。
朱同玉：增加肛拭子和血液筛查等方法检测 提高隔离期检出率
针对最近出现隔离14天后查出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有专家指出，潜伏期过长是个别现象，是不是潜伏期延长还需要研判。目前各地采取14+7的隔离措施，是为了最大限度避免潜伏风险。列席2021年上海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24日呼吁，当下需要扩展并创新防控思路，多种方法综合检测，提高隔离人员阳性检出率。
最新的临床研究发现，通过肛拭子的粪便检测比上呼吸道标本更加稳定，更加敏感，阳性率更高。朱同玉建议，对隔离人员除了现有的鼻咽拭子检测方法外，可增加肛拭子核酸检测，这种检测在隔离点操作上具有可行性；同时，增加血液抗体IgM检，有助于与提高检测阳性率，降低漏诊率。
“通过多元综合检测，可以大幅度提高隔离人员的阳性检出率，降低漏检率，提高隔离人群的分拣速度，做到阳性病例早发现，有效减轻隔离压力，提高密接人员的管控效率。”朱同玉说。
与此同时，环境病毒本底摸底检测可以主动、快速、动态掌握上海全域范围的基本病毒本底信息，有助于建立疫情的多点触发机制，有助于在全国率先建立环境监测、重点人群常规监测和发热门诊哨点体系的三体系协同机制。
朱同玉由此建议，充分发挥上海在环境检测，特别是污水检测、粪便检测和其他环境检测等方面的体系优势，在重要交通枢纽(火车站、机场、汽车站、地铁枢纽站)、医疗机构、大型商超、涉外宾馆、海外输入人员的隔离场所和其他可能涉疫的重点场所，集中力量对生活污水、医疗机构污水和化粪池以及卫生间等重点场所取样，进行核酸检测，从而识别出重点污染场所，并快速实现管控和重点人群隔离管理。环境病毒检测相较于传统的单一人员核酸检测和小范围环境检测，既可减少人员聚集等风险，开拓了新的采样渠道，又能主动摸排，加快速度。
在朱同玉看来，如果综合运用上述方法，可在本次抗疫中，快速确定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范围，降低流调的滞后性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无需开展大规模的群体人员核酸检测，可巩固和提高上海科技抗疫和精准抗疫的全球地位。